发红包越多的王朝，死得越快 | 历史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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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可圈可点的时期。此时的中国，GDP跃居全球第一。在文化发展、科技进步和对外贸易方面，宋朝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王朝。

大宋朝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发红包。朝廷管这个叫对外赏赐，换句话说就是花样送钱买尊重。并因此把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故事要从头讲起。在宋朝建国前，中国一直处于你打我我打你、军阀割据的历史时期。终于有一天，一个叫赵匡胤的天降伟人，被确认过眼神儿成了皇帝。赵领袖登基以后总是抱怨失眠，感觉胸闷气短腰腿无力总之不如以前舒坦。（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他有这份担心，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得位不正，另一方面也怕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们重演“黄袍加身”的戏码。于是，他先玩了一手 “杯酒释兵权”的政治运动。把敢想敢干能折腾的武将们都赶回老家抱孙子去。并且留下了“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的最高指示，为以后南宋的“娱乐至死”指明了方向。接下来，赵匡胤大搞重文轻武。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无论是骂人还是吹捧，全在文人的一张嘴。经过搞统一思想，马上得到了文人的拥戴，举国上下一片颂扬之声。

太祖爷挥一挥衣袖走了以后，宋朝挨揍的历史也正式开幕。为了防范武将造反所实行的“弱枝强干、兵无常兵将无常将”等政策造成宋朝对外战事一再失利。先后向辽向金乞和、称臣、纳贡，一脸地道的窝囊相。

北宋最巅峰的时候，向北最远没有打穿河北，止步于十六州，向西，最远没有打穿过云南甘肃陕西。和大辽作战，基本上是灾星附体，每战必被虐。在建国初期，连西夏这样一大块沃土，都在辽国的支持下眼睁睁的独立出去。

于是，后来的“开明君主”开始反思国际政策的方向。采取了以和平为手段，以实际利益为目的，实用主义的外交模式。国力得以恢复，老百姓也终于有了获得感。

后来，北宋终于迎来了它的历史神转折。第六位领导人宋神宗赵顼接班继位了。这位统治欲望爆棚的君主自带主角光环，对父母孝顺，夫妻关系和睦，是男神中的好样板。神宗自从登上皇位，感觉朝堂上下味道总有点怪怪的。明明我是皇帝呀，怎么做事还要受到监察部门和宰相的约束。政令不出“大内”的感受实在是不爽。这时候王安石及时的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王安石：“陛下，臣有个good idea。”

宋神宗：“曰来听听。”

王安石：“咱们大宋搞改革吧。”

宋神宗：“欧耶，那就叫熙丰变法吧！”

于是，在宋神宗赵顼的一手操纵下，以实现富国强兵大宋梦想为名义，以挽救北宋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改革变法推行开来。

面对社会各界的不和谐声音，王安石建议强化君权以控制舆论。（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他在私下里给朋友写的信里，也表露过对“一道德以同天下人之俗”和“人无异论”的一统状况的期望。神宗觉得这话说得对呀。要想深化变法，就必须让所有人和朝廷想的一样。于是，在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指出“经术，令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的看法，并且希望王安石“令学者定于一”。于是，思想专制在北宋形成了。

但改革进行的并不顺利。本来想搞掉一批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结果又滋生了一批新的利益集团。民间苦痛、怨声载道。纵然有文人奋力鼓吹也挽回不了这次变法改革失败的的命运。王安石在“自罚三杯”后，戴着“皇帝还是好皇帝，就是上了坏大臣的当”的帽子，无奈的退出了角斗场。

其实神宗这一时期是历史上少有的群星璀璨的时代。除了王安石以外，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的五位都生活在那个阶段。苏轼可称中国历史上最全才的男神。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是《资治通鉴》的主编者。还有词人柳永，画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著名画家范宽，抗金名臣李纲，还有沈括，毕升，吕惠卿，秦观等苏门四学士，欧阳修等。如果能善加利用，不难为大宋迎来中兴之世。

但神宗皇帝的注意力压根不在那些民生小事上。他独具慧眼地发现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央集权力度不够。于是又开始力主元丰改制。名为恢复前朝（唐）规整旧制，实则是无比清晰的政治内核——揽权。

如元祐元年（1086）二月，左司谏苏辙在论及蔡确、韩缜、章惇、张璪、李清臣、安焘时说：“陛下必谓此等皆先帝旧臣，不欲罢去。然不知先帝以绝人之资独运天下，特使此等行文书、赴期会而已。至于大政事、大议论，此等何尝与闻。”朱熹也说：“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

无论是熙丰变法，还是元丰改制，其最终的路径指向和背后的根本效果都是用一连串的政治手腕不停击穿当时的政治底线，取消一切对皇权的制衡和监督，去除一切对皇权的直接运行造成“阻碍”的分权和反对的可能，最终造成神宗乾纲独断的政治格局。结果固然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需要真正向前改革的北宋，却在他的励精图治“变法”之下向旧的文明体系倒退；并终于把大宋国引向一条不归之路。

神宗皇帝乾纲独断之后，不出意外的迸发出对外扩张，证明自我的野心。准备“搞个大的”，让你们看看。大辽国还是打不过，那就找个看起来软一点的柿子捏捏。于是……

宋神宗：“西夏！老子忍你好久了，过来让我教训一下！”

夏惠宗：“来就来，who 怕 who。”

宋神宗：“好吧，你赢了，岁币接着给，咱们还是好朋友。”

宋神宗在治国理政期间，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还琢磨出来一套外交“高招”。那就是，花钱买和平，花钱买尊重。这一手被后来的皇帝继承下来并活学活用，算是把大宋国实实在在的往火坑里推。

明代冯梦龙的《智囊》记载了宋朝人富弼处理辽国讨还“关南之地”时，通过花钱买和平而成功解决的例子。富弼出使契丹，对契丹君主说：“本朝皇帝曾说，为祖宗守卫疆土，怎敢把土地胡乱送给他人。北朝想要得到的，无非就是租赋而已，朕不忍使两朝赤子丧命疆场，因此便委屈保全土地，增加岁币……”大宋有这样仁慈的皇帝，多么令人感动啊！

宋朝与诸国和诸多政权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的政治、军事目的性极强。故此，别出心裁的以赏赐为名，给予友邦正常经济行为以外的额外经济援助。还美其名曰，以“示之以轻财重礼之义，使知中国之所以为贵”。

宋廷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可谓是掏心掏肺。不仅是金钱上，还有在科技，教育，医疗等诸多方面的“恩赏”。自己老百姓享受不到的待遇也要优先供给大宋朝的“老朋友们”。例如，因为看到周边少数民族医疗水平差，疾病易于肆虐，故将药品也列为赏赐之一。曾有六谷首领厮铎督遣使来贡，上言部落多疾，乞赐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紫石英之类共76种珍贵药品。大宋朝廷不仅应准请求，而且在药名产生歧义时，还派人给予翻译，使其获得感满满哒。（同而名异者，令译人辨之而给，来者感悦而去。）

北宋朝廷用丰厚的“赏赐”拉拢回鹘、吐蕃等部族，与之结成军事联盟。期望分化、瓦解和抵御敌对势力，但效果甚微。宋朝还企图联合高丽，与契丹形成掎角之势抗辽。（高丽北接契丹，南限沧海，与中国壤地隔绝，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许入贡，祖宗知其无益，绝而不通。熙宁中，罗拯始募海商诱令朝觐，其意欲以招致远夷，为太平粉饰，及掎角契丹，为用兵援助而已。）高丽政权却左右逢源，甚至在政治、外交上更倾向于辽朝，“首鼠两端，坐观成败”。苏轼、苏辙等皆拍案而怒：这TM是诈骗！（臣伏见熙宁以来，高丽人屡入朝贡，至元丰之末，十六七年间，馆待赐予之费，不可胜数。两浙、淮南、京东三路筑城造船，建立亭馆，调发农工，侵渔商贾，所在骚然，公私告病。朝廷无丝毫之益，而夷虏获不赀之利。）

时间一长，周边大小国家和政权也都了解了大宋国经济援助背后的政治目的，变得越发贪得无厌起来。不仅不生感恩之心，反而本着“吃孙喝孙不谢孙”的原则，将这种“赏赐”视作理所应当。不给就主动要，给少了还不乐意。有贡使为获得厚赐，装扮寒酸。（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见，盖实贫陋，所冀者恩赏而已。）甚至有无赖贡使会因为嫌“赏赐少”而把已经送给皇帝的东西再要回去。如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于阗国曾遣使罗撒温献方物，罗撒温等以贡物“赐直少不受”，并“请所献独峰骆驼”。宋廷以“远人”特赐钱5千贯，将骆驼还回。

北宋时期，西北和北方长期面临着强大的军事压力。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周边不少政权更乐意选择拿着大宋国“赏赐”的同时，臣服于强势的辽朝。包括对后来比较强势的元，金，皆是如此。

名为“赏赐”，实为送钱的手段，对于大宋国最重要的意义最终变成确信其正统地位的政治诉求，以及文化输出行为。在某些时段，朝廷还将之作为彰显国力、显示国威的重要途径之一。甚至不顾现实政治，时局和财力所限，兴怨于天下。为此，宋朝在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的同时，于灭亡之路上跑得越发欢快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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